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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代汉诗:谁来英译?--张智中
2014-4-29   浏览量:2638

张智中


相对于古典汉诗的英译,现代汉诗的英译起步较晚,大概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。1936年,哈罗德?阿克顿和陈世骧合作编译的《现代中国诗选》,在伦敦的达克沃斯出版公司出版发行,可以说是拉开了现代汉诗英译的序幕。1940年,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罗伯特?白英出版了英译的《当代中国诗选》,一时影响昭著。50年代,叶君健等人创办了英文版的期刊《中国文学》,经常刊登一些新诗英译,包括艾青、郭小川、李季、牛汉、舒婷等人的诗作。同时,外文出版社也开始陆续推出中国现代诗人的英文版作品选集,包括鲁迅的《野草》、郭沫若的《女神》、《闻一多诗文选》、《艾青诗选》等。同时,海外华人也有致力于此者。例如在美国,许芥昱出版了自己编译的《二十世纪中国诗选》,叶维廉出版了《防空洞抒情:中国现代诗选(1930-1950)》,奚密出版了《现代中文诗选》,这些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新诗英译集。20世纪末,屠岸担任主编的中英对照版《当代诗坛》在香港出版;傅天虹主编的《中外现代诗名家集萃》由香港银河出版社陆续出版;北塔主编的汉英对照版《中国诗歌年选》等,都对当代新诗的英译工作,做出了较大的贡献。值得一提的是,1995年5月8日,张智在重庆创办中国大陆第一家中英对照诗歌季刊《国际汉语诗坛》,后改为混语版《世界诗人》,至今已出70余期;同时,自2005年,他开始策划汉英对照《世界诗人书库》,并主编多种双语诗集,例如,2013年8月,张智主编的汉英对照版《中国新诗300首 (1917-2012)》在加拿大由太平洋诗歌出版社出版。

正如一些人士所看到的那样,当下,中国的诗人们已不再满足于出版纯汉语版的诗集,而以自己的诗作被翻译成英语发表为荣。所以,汉诗英译工作可谓方兴未艾。不过,现代汉诗,谁来英译?这当然是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。在问答这个问题之前,似乎有必要先来问汉诗是否可译?一直以来,存在着针锋相对的两派观点。美国诗人弗罗斯特说:“诗歌,就是在翻译中所失去的东西。”这可视为诗歌不可译论的典型代表。何其芳在其著作《诗歌欣赏》中说:“我们又哪里能找到我们所需要的那些既忠实地表达了原来的内容,又巧妙地保持了原来的语言之美形式之美的译文呢?”不唯今人,中国古代道安提出“五失本”,玄奘提出“五不翻”,强调的都是不可译性。西方的但丁和雪莱等,也都认为诗或文学作品是不可译的。季羡林在《季羡林谈翻译》一书中说:“有的古书可以今译,有的难于今译,有的甚至不可能今译。”他认为,在今译中,译出原文的内容容易,译出原文属于形式范畴的文采之类,却非常困难,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。语内的翻译,尚且如此;不同语际的翻译,难度之大,更可想象。具体到蕴藉含蓄的汉诗,欲借助精确的英文语法来做清晰的表达或转述,译者似乎总是处于先天“失语”的尴尬境地之中。正是:汉诗有真意,欲译已忘言。

另一方面,诗歌可译论者却认为:诗歌,正是在翻译中所得到的。意指经过译者的创造性翻译,一首诗歌在另一种语言中得到了新生。是的,创造性的翻译,正是创造性的翻译或曰翻译的创造性,才使诗歌翻译具有了一种魅力,才使译者陶醉其中。虽然诗歌的译者们经常遭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和攻击,他们却仍然对诗歌翻译痴心不改、一往情深。汉诗英译,正是一种令人欲罢而不能甘休的艺术。其实,翻译是一种微妙的平衡的行为,具体到汉诗英译,更是如此:译可译,非常译。欲做好汉诗英译,就需要译者对汉诗与英诗各自的美学特征有所了解和掌握。比较而言,汉语的特点是描写性,英语的特征是逻辑性;汉诗多文采斐然、含蓄蕴藉,英诗多用语朴实、意清境明。那么,在汉诗英译的过程中,诗的文采遭到一定程度的损失,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。针对这种情况,有人提出了翻译的补偿论或翻译的再创论,所谓失之东隅,收之桑榆。简之,汉诗,在英译的过程当中,由于汉英语言特征的不同,必然会产生一些变化,甚至导致诗意诗美的流失,于是,便有了以创补失论。因曰:汉诗英译:译可译,非常译。

至此,回归原题:现代汉诗,谁来英译?或者说,现代汉诗,究竟谁是合格的译者?格拉汉姆在其唐诗英译的前言中说:“我们不能把翻译工作留给中国人,因为翻译最好是译成译者自己的语言,而不是从他自己的语言译出来。”中国的一些学者,持此一观点者可谓众多:英语毕竟不是我们的母语,不是我们自己的语言,所以中国人的汉译英,大可值得怀疑。同时,中国的一些学者如许渊冲等,却持相反观点:汉诗英译只能由中国人来做,因为外国人的汉语水平有限,往往理解失误,而且英文表达有时也不怎么高明。其实,翻译,任何翻译,第一关键的要素,在于译者的理解力。在理解不到位的情况下,翻译自然也就不会到位,译诗也就不会令人满意。汉诗英译,一如其它类型的翻译,仍然是理解占据第一要津。译者对汉诗的理解越深,运用英语的能力又能表达自己的思想,就有可能产出理想的译文。一般说来,翻译汉语诗歌,中国译者的理解力比外国译者强;因此,只要能用英语表达自己的思想——相对而言,这点比理解汉语诗歌更加容易——译文就有可能达到比外国译者更高的水平。英美译者的另外一个不利因素,就是他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按照西方文化的精神来解释中国文化,从而导致译文的走形变味。看来,汉诗英译,究竟该由西方人士还是中国译者来完成,实乃不可一概而论。在中国译者和外国译者——或者母语译者和非母语译者——究竟谁是最为理想的译者这个问题上,人们进行着两极的争论;同时,却忽视了另外一种情况,即有的译者,汉语和英语均非他们的母语,他们却在汉诗英译方面孜孜以求。例如,日本学者小畑薰良和瑞典汉学家高本汉,英语和汉语均非他们的母语,他们却在汉诗英译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。此二译者,对于那些执著于汉诗英译的中国学者来说,岂不是一种很好的鞭策与鼓励?

汉诗英译:谁是合格的或理想的译者?答案不是一定的。林语堂在《林语堂自传》中说:“中国的古经典从来没有好的译本。那些外国的汉学家译得很糟,中国人自己却忽略了这件事。把中文翻成英文是困难的。”精于汉诗英译的林语堂,一方面鼓励中国人从事汉译英,另一方面也指出了这项工作的艰巨性。同时,“诗译英法唯一人”的许渊冲自信地认为,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,诗词翻译的中心由英美转移到中国来了。此一论断是否恰当,我们姑且不论,我们高兴地看到,在当下的中国,仍然有一些痴情并致力于汉诗英译的学者。在汉诗英译方面,英美的译家如翟理思、华滋生、庞德、史奈德等,中国的译家如林语堂、许渊冲等,主要致力于古典汉诗的英译。论及现代汉诗的英译,译者的数量,却少得多了。不过,也是英美译者与中国译者并存。除了上面提到的中国译者之外,美国汉学家梅丹理当为当代汉诗英译的突出代表之一。相对于古典汉诗的英译而言,现代汉诗的英译未免显得有些惨淡。究其原因,不外两个:一方面是出版渠道不畅,没有出版社或机构重视此事;另一方面是合格的或优秀的译者太少。古典汉诗与现代新诗,分属不同的审美领域。古诗重音,新诗重义;古诗具格律美,新诗具散文美。那么,现代新诗,作为一种分行的散文,其英译,相对于古典诗歌的英译而言,应该比较容易一些了。但另一方面,新诗舍弃固定套话式的言语方式,追求语言的陌生感,把所指与暗示结合起来,从而造成语言的张力。正是新诗的这种张力与复义,带来诗歌翻译中字面以外的隐形陷阱:译者一不小心,就会落入译字而非译诗的尴尬境地。新诗英译的难点,关键在此。这就要求新诗的译者,最好也是一个诗人。这,已是当下有眼光的诗人和译者的共识。古诗英译者,不必是诗人;新诗英译者,最好是诗人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现代新诗英译的合格译者,如此之少的原因。

现代汉诗:谁来英译?在中国文学欲走出去或正在走出去的当下中国,此一问题显得越发不能回而避之了。诗人兼翻译家绿原在《绿原说诗》中说:“希望在加强创作的同时加强翻译。这里所说的翻译有两种:一种是将外语优秀新诗译成华文,为大家提供借鉴资料;另一种是将优秀的华文新诗译成外语,介绍出去,为世界上更多读者所赏识。前一种几十年来我们做了不少,但还不够;后一种限于人力,就做得更不够了。华文新诗迄今在世界范围内尚未得到应有的认识,除了主观方面的其它原因,主要是能够阅读、欣赏和翻译华文新诗的外语翻译家太少;但是,我们不能消极地等待和依赖外国人,应当自己设法把这项艰巨任务承担起来。”是的,在古诗英译已经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,就需要我们在新诗英译方面来加大力度了。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说:“我思,故我在。”这里,我们想说:“我译,故我在。”展望现代汉诗英译的前景,正可谓是:千里万里春草色,黄河东流流不息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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